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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冠华自述为何靠拢江青:以毒攻毒

乔冠华

  本文摘自《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——冀朝铸口述回忆录》  作者:冀朝铸  出版社:山西人民出版社

  我吓了一跳,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,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,江青比任何人都坏。乔冠华又一次笑了,对我说:“小冀,这就叫做以毒攻毒。”

 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,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,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“通天”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。我吓了一跳,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,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,江青比任何人都坏。乔冠华又一次笑了,对我说:“小冀,这就叫做以毒攻毒。”

 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,我都回到干校。那个夏天,1976年7月28日,唐山发生大地震,24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许多年,有关这次惨痛损失的原因才渐渐披露出来。原来那时江青一伙正发动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运动,不允许任何事阻挠这场运动。因此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,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试都被阻止。地震在凌晨发生时,所有人都毫无防备,全城很快成为一片废墟。从死亡的人数上看,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。然而,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,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,却没有人死亡,只有少数人受伤。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、不得终止的要求,通告全镇人民预防地震,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。

  北京也受到了这次可怕地震的影响,有不少人员伤亡。我那时恰好在北京,就安排向同带着两个孩子,还有我的母亲、哥哥和妹妹,飞到西安和亲戚住在一起,我继续留在北京。过了一段时间,余震不再发生后,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,我也回干校去了。9月9日,毛主席逝世了。9月18日,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,我和向同都参加了。追悼会事先安排得很好,所有机关工作人员、学生、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都整齐地列队站在广场上。初秋的天气仍很热,街上有许多卖冰棍的小摊贩。追悼会结束后,我走回家。

 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,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。

  在纽约时,我有一次写信给在北京的乔冠华的妻子章含之。在信中我非常直率,骂外交部那些“通天”的人。

  几乎在同时,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,我从收音机里听到“四人帮”已被抓起来的消息。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,没有人可以拥抱欢呼,就高兴得跳起来,使劲鼓掌。我感到极大的解脱,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。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。很快,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。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,我觉得“四人帮”终于被打倒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该结束了,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

  我回国之前,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。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“通天”的人的看法,我坦率地对他讲了。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,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做证据证明我的“罪行”。过了些年,我和这位同事都当了大使,我们在国外遇见了。他把我拉到一边,向我道歉。我被感动了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那个疯狂年代,不仅朋友,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、父亲和儿子、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,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。我接受了他的道歉,我们又成为好朋友。

  我返回北京时,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、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。他也对外交部那些“通天”的人很有看法,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。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,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的斗争。我们都非常迷惑,“四人帮”不是已被打倒了吗?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邓小平?而且,为什么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冤假错案仍是正确的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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